11月9日下午，天气微微透着几分寒意，但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朗润园却是热闹非凡。这座曾被用来商议国事的园子，如今迎来了林毅夫和张维迎的再次舌辩。

　　尽管此前已有数次隔空交锋，林毅夫演讲伊始便直言外界的误解，直呼“冤枉”。他说：“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很多人说，我一讲政府，就认为市场不重要，不重视市场建设，这是不对的。”

　　而满头灰发的张维迎依然不改平常的幽默，近40分钟的演讲让严肃的学术交锋多了几分欢笑。然而对理论问题，他仍是丝毫不让，一上台便称要指出林毅夫的五点谬误。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发现，尽管二位大师级经济学家分歧颇大，但实际上也不乏相同点，例如都认为市场的重要性，都反对照搬西方理论。在争与和的背后，两位学者中谁更能理解中国经济？

　　林张PK产业政策之争

　　北大将辩论地点设置在朗润园的二楼，又在一楼的两个教室安排其他人员收看转播。一位北大国发院的老师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二楼容纳了140余人，基本都是林老师和张老师邀请的朋友、嘉宾，刘国恩、王石等学界、企业界名人也早早来到辩论现场。

　　不过，这位老师表示：“本来我们是想弄成一个内部的闭门会议，但是大家的呼声太高了，所以就联系了几家媒体做直播。”上述北大国发院老师说，尽管如此还是控制了参加的人数规模，不想太大。

　　下午2点，关于产业政策的交锋就此展开。《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两人在产业政策定义、产业政策失败与成功的原因、对企业家的认知、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如何发展比较优势等五个问题上均存在分歧。

　　林毅夫认为，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的发展，而有意识采取的一些政策的措施。

　　林毅夫表示，这些政策措施范围非常广，像关税保护、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还有各种补贴（比如土地补贴、信贷补贴），还有工业园加工出口区，以及一些对研发的补助等。另外还有国家赋予某种产业的垄断权力或者是特许等。

　　他以其他国家经验举例表示，从16、17世纪英国追赶荷兰开始，19世纪中叶美国、德国、法国追赶英国，20世纪日本、亚洲四小龙追赶美国，都使用了产业政策。二战后，13个发展快的经济体都有政府的产业政策来支持新产业发展。

　　但在张维迎看来，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太宽。按林毅夫的定义，几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产业政策，批评产业政策就等于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不利于问题的讨论。

　　张维迎认为的产业政策指的是，出于经济发展或者其他目的，政府对私人产品领域进行选择性干预。

　　张维迎认为，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统一的所得税不是产业政策。但是如果在某些企业进行税收优惠以扶植就是产业政策。专利保护是知识产权问题，不属于产业政策，地区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

　　从历史上来看，许多产业政策最终失败了。不过林毅夫认为，不能因为产业政策大部分是失败的，就不要产业政策了。“那样做的话实际上是把婴儿跟婴儿洗澡水一起倒掉，我们作为经济学家就要研究清楚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林毅夫说。

　　但张维迎指出，没有人是合格的产业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员并不具有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专家并没有有关创新的好多软性的知识，企业家也不行。“林毅夫当年回国时，带了4台电风扇，结果没用，因为他没想到国内空调发展起来了。”他以林毅夫的亲身经历举例说。

　　张维迎直言：“我跟毅夫的分歧与我们对企业家的认知不同有关。”在张维迎看来，企业家是市场的主角，发现和创造交易机会是企业家的基本功能；正是通过企业家发现不均衡和套利，市场才趋向均衡；正是企业家的创新，使得市场不断创造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并由此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但林毅夫认为，不是只有企业家才有企业家精神。有企业精神的人，可以是学者，也可以是政府官员。

　　在谈及发挥比较优势作用上，林毅夫表示，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如果他成功了，后面就会有一群跟风的竞争者，这样就得不到垄断的利润，这跟他付出的成本是不对称的。发达国家要用专利保护来鼓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让他们不怕后面的竞争者。这就是产业政策的作用。

　　他认为，经济发展要利用比较优势，也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利用比较优势。中国的经济成功是因为中国从赶超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的结果。

　　林毅夫指出，每个国家每个发展阶段都具有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来帮已经进入这些产业的企业解决一些问题，比如交通基础设施不行，电力供应不足，政府管理琐碎导致的交易成本太高问题。如果中国有企业家要去发展航天产业，要是没有张维迎批评的国家补贴，大概不会进入的，因为进去肯定是亏本的。

　　不过，在张维迎看来，市场是最有效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所有的市场交易都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企业家更是发现比较优势的天才。政府既不应该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也没必要为吃螃蟹买单。比较优势是企业家创造的，天然的比较优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只有地理位置不可改变，其他都在变化。

　　张维迎认为，如果想利用比较优势，自由市场+企业家就足够了，利用比较优势不需要什么国家战略。亚当斯密所言，市场竞争意味着每个人都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以得到收益最大化。任何企业家如果不按比较优势选择生产和交易，一定会失败。

　　张维迎举例说，上世纪90年代初乡镇企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重要的出口产品。而在1990年代前后，乡镇企业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外资企业来到中国干什么，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这是需要开放，不需要什么其他的比较优势战略。

　　争外之和：既要市场 又要政府

　　对于外界贴的“政府派”、“市场派”的标签，恐怕林毅夫和张维迎都不愿意接受，毕竟他们都从未否定过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作用。

　　对于一些误解，林毅夫甚至直呼“我觉得我好冤枉”，他还笑称：“我在网上看到的很多的话说是我讲的，我自己都不相信。”

　　在三个多小时的演讲和辩论中，林毅夫多次提到在一些观点上，他和张维迎是一致的。

　　“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很多人说，我一讲政府，就认为市场不重要，不重视市场建设，这是不对的。其他理论他认为重要的，我也认为重要，从我理解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只是强调市场建设的那些政策建议是不充分的。”林毅夫说。

　　而主张废除一切产业政策的张维迎也为产业政策划下了一道界限。他指出，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统一的公司所得税等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保护知识产权的专利制度不属于产业政策。地区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尽管经常与产业政策伴随。

　　由此观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市场公平的竞争环境等作用并不在张维迎的反对之列。

　　张维迎说道：“我和林毅夫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论，与我们对企业家精神的不同理解有关。”

　　实际上，林毅夫也并没有反对过企业家的作用。他说：“我在因势利导的框架里面也非常重视企业家的精神，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要素和资源，这些要素和资源让企业家发现了机会。”

　　而在承认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林毅夫认为发挥企业家精神需要具备有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和有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两个前提。例如，需要由政府处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外部性问题以及解决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

　　尽管林毅夫强调政府的作用，但在他提出的“两轨六步法”的产业政策甄别方式中，也只有与国防安全有关的产业需要政府选择的，而其他都是企业家主动选择，政府是帮他解决他解决不了的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问题。

　　“不是说讲产业政策就是政府主导，我其实都是讲因势利导，也就是帮助企业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林毅夫说。

　　争和再议：谁的理论更具“中国经验”？

　　尽管林毅夫和张维迎都有过海外留学的背景，在过去21年中的4次争辩也从未让对方信服，然而，他们却共同表达了“不照搬西方理论”的观点，而且他们都意图表明，自己的理论是基于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经验。

　　“你老觉得我在脱离于中国，你告诉我哪一方面脱离于中国的？”张维迎辩称，“我从1980年代提出的都是为了中国，不能因为一个理论你不喜欢就说它是脱离中国，我认为我的所有理论都是根深蒂固地来自于中国。”

　　对于林毅夫秉持的比较优势理论，张维迎直言，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地差距很大，整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没有意义的，像我们陕西、陕南、陕北完全不一样。

　　不仅如此，张维迎还反问林毅夫：“你讲日本、韩国，你研究那么多国家的成功经验，你为什么不提供些中国产业政策成功的经验？”

　　而实际上，曾求学于自由市场理论大本营芝加哥大学的林毅夫从上世纪80年代回国之时，就看到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巨大鸿沟，并表示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分析。

　　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保持了9.8%左右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然而，对于发展成果背后的中国经验，两位学者的观点却有明显的分歧。

　　“中国过去30年的伟大成就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国际化。由于有这四化，中国的企业家，最早的乡镇企业，后来的官员下海，后来的海归企业家，现在的80后90后，还有外国的企业家才能利用中国的后发优势发展起来。”张维迎说道。

　　对此，林毅夫却并不赞同。他认为：“中国的改革成功确实是往市场方向走，产权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跟国际经济结合，这自由化的部分，但是不是可以把中国改革转型的成功简单归结为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因为在1990年代的时候，其他跟我们处于同样一个转型阶段的国家，他们在这四化上面推行的比我们彻底，但是他们经济是停滞的。”

　　在中国的成功经验应更多归因于市场还是政府作用上，林张二人在此前的争论中也有涉及。2014年，林毅夫还著文指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不管发展绩效好或发展绩效差的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都必然减少，否则，就无所谓的转型可言，但问题是，是否政府的干预取消的越彻底经济发展的绩效就越好？

　　在林毅夫看来，从前苏联、东欧和拉美、非洲的国家的经验来看，那些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经济崩溃、停滞后，目前大多仍然危机不断，所以，不能因为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确实是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少，就认为这是市场自由主义的胜利。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就像媒体上所评论地那样，认为这些政策不需要改革。”林毅夫说。

　　理论之树常新，对中国经验的认识恐怕也不会止于这次辩论。然而，也正如在此次辩论中林毅夫说到的那样，讲理论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但是逻辑自洽的理论也不见得能消除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瓶颈限制，只有能够帮助我们改善好世界的理论，才是需要去努力的方向。